苏长和: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电子商务     |      2020-01-25 06:57

编者的话/如果说“低价”只是电缆招标诸多乱象中一个最容易被观察到的现象的话,那么,电缆产业产能过剩的生存状态则是另一个表象。由于监管不力,制度缺失,已经让电缆行业陷入竞争与发展的恶性循环,由此本报记者再次深入一线,试图还原行业的生存现状,并希望相关监管部门关注“价不抵料”带来的假冒伪劣产品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  2013年6月3日清晨6时零6分,位于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102国道旁的一处禽业屠宰场发生火灾。据央视报道,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宝源丰禽业公司事故已经造成百余人遇难。据初步判定,火灾是由电火引发,具体原因还将进一步调查。  低价中标,尤其是“低于成本价中标”,已经成为危及行业生存的重大问题。而电线电缆行业由于占据中国电工行业四分之一的产值,是中国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行业,因此电缆行业的问题也就势必波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上一期《中国经营报》的报道(2013年6月3日《大唐电缆“超低价”招标暗门起底》)中,本报披露了大唐虎山电厂工程1~3kV电缆Ⅱ标段中标公示企业存在低价中标情况。根据“中国大唐集团公司2012年11月、12月集中采购招标开关柜、电缆及桥架、国产阀门设备中标结果公示”以及记者获知的招标文件等信息资料,本报邀请了第三方机构中缆在线对相关标段的电缆产品进行材料成本价格核算与分析。经《中国经营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中标情况都指向了低价中标甚至价不抵料。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超低价’招标已经成为引发行业恶性竞争的导火索,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记者采访中多位行业专家如是说。  低价招标并非个案  “在大唐集团虎山电厂工程1~3kV电缆II标段(JCPS-CWEME2012-DL071)的中标结果中,安徽宏源特种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两家预中标企业的投标报价分别为1,500.12万元和1,597.04万元,分别低于第三方机构核定的材料定额总价1,873.48万元(关于价格计算请参见本报《大唐电缆“超低价”招标暗门起底》,以下同)20%和15%的幅度。”  不仅如此,据记者了解,“在大唐集团虎山项目控制电缆II标段(JCPS-CWEME2012-DL074)的中标结果中,预中标的两家企业安徽华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宏源特种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其投标报价分别为322.06万元和324.58万元,分别低于核算的材料定额总价408.10万元的21%和20%。”  且“在计算机电缆I标段(JCPS-CWEME2012-DL077)的中标结果中,预中标的两家企业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源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分别为97.72万元和147.37万元,分别低于核定的材料定额总价154.74万元的37%和5%”。  如此看来,超低价竞标行为并非个案。  对此,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副秘书长吴士敏表示,“我们一直极力反对低价中标的这种事情。低价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不能低于材料的成本,假如低于材料的成本,最后在材料使用上使用假冒伪劣,从法律角度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电缆企业:低价中标之忧  记者在对电缆企业进行一线采访调查时发现,当下很多电缆企业的设备利用率不高。安徽航天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的一位黄姓经理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设备利用率不到60%。现在市场上铜的价格不稳定,通常都是有订单后才生产。如果再有库存,风险就更加难以控制。”事实上,在安徽省无为县长淋工业区里,这家产值能达到几亿元的企业经营得还算可以。“我们的银行负债还少一点,有的企业银行负债很多,如果不生产不行呀。”黄姓经理说。  同样来自无为的另外一家产值在两亿元左右的电缆企业——安徽怡和电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经理告诉记者,“怡和是一家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每天还能三班倒加工产品。”而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是因为公司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竞标方面,并深谙招投标市场上的诀窍。  黄经理告诉记者,“这得益于老板对市场的把握比较好,业务员全部在外边拉订单,老板亲自带队做销售。遇到有需求的企业,就会参加竞标。有时候招标时和对方建立信任联系,后边二期、三期、四期的工程都不用再进行招标了,就直接用我们的产品。”[page]  黄经理同时透露,“弃标这种情况在行业内也时有发生。招标时往往会涉及到许多种类的电缆,有些产品型号不好生产,他们如果需要从外边购买再供货,高于生产成本就划不来了,这样就可能会弃标。低价中标企业往往是第一单先亏本,建立关系后,靠之后的单子挣钱。”  如果这还算对行业潜规则的委婉披露的话,常州安凯特电缆有限公司一名大区销售经理在打给记者的电话中则直接表示,“现在这个行业过剩程度已经快没法做了,整个行业从头到尾充满着潜规则。”  他告诉记者,“每次招标,来自安徽、河北的企业少则五六家,多则几十家,而招标企业则根据谁报的价格低将标给谁。在中国大唐集团公司2012年11月电缆集中采购项目——呼图壁项目、新疆风电项目竞标中,这家企业败于两家出价更低的企业。”

“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我们很不好意思。”2011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如是说,此后,又有温家宝总理对食品安全面临“道德滑坡”和李克强副总理“乱世用重典”的痛心疾首之说。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当属近百年来最严重之列,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人们思考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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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当属近百年来最严重之列,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人们思考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次问题。

此 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 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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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

造 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 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 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 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所谓民以食为天,如果说,30多年前,怎么吃饱是具有最大共识的一件事情,现在,怎么吃得安全,大概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最具共识的一件事。

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 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 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 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 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中国30多年的剧裂变革中,催生了很多社会矛盾,也隐藏着诸多社会危机,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几乎聚集了这个时代所有的焦灼:政府失位,资本逐利,环境恶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盲目消费主义等等。在食品安全领域中所展示的中国社会图景,显得危机深重。

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在每一种社会危机中,每个人都应反躬自省。在当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食品安全已步步走向系统性危机。要摆脱这痛苦的转型,尽快走出危机,需要的是社会各方力量的共治与努力。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债 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 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 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 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反思农业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债 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 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 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1958年1月,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接到一封朋友的来信。信中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她为此进行了4年的调查,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以扎实的数据和资料,严肃地指出人类不加选择地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将会危害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并通过污染食品、空气和水,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世界粮食生产广泛使用滴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种对环境和人体形成毒害的有机氯农药。

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这一轮危机标志 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 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 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也是农业生产工业化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反省。其后引发巨大的争论,并得到美国国会的重视,也摧生了美国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的诞生。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滴滴涕。

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在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共同历程——从餐桌到田园,大量食品安全的危机链条,源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工业产品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产量,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镉大米、毒豇豆、毒茶、“绝育”黄瓜……在中国这些食品安全事故背后,同样是农业被过度化学工业化。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资 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 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 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 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 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进入70和80年代后,强毒性农药被代之以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等残留期较短、用量较小也易于降解的多种新农药类型,但中国则到了1983年才颁布完全禁止滴滴涕。在此之前,大部分水稻均在此种农药环境下生长。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如果纵容一些国家将内部成本转嫁给别国 承担,或者对此类现象束手无策,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难持久。正因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取代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 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统性债务问题,使得其承担世界经济政治治理责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 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 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农业生产中滥用农药在毒化了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同时,导致了害虫抗药性的出现与增强,这又迫使人们提高农药用量,变换使用多种农药来生产食物,出现了虫、药、食品、人之间的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 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始终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下来考虑,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经 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同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以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制度方案,它解释了中国 为什么能以内部制度创新的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扩张、搞殖民地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很重视将合理的国际方案通过国 内发展规划予以认真落实,这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保持协调的方式,是中国制度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逻 辑迥然有别,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